王路氏是我姥娘，她不仅是我娘、我舅的母亲，抗战时期还是敌后武工队队员和八路军独立营战士的母亲，当时她救过的战士，后任过南京部队空五军参谋长的付希峰（东付村）更视她为亲生母亲。

我父亲和我二舅特别亲，姥娘说他俩是生死兄弟。原因还得从抗日战争开始，1941年开始抗日战争到了激烈阶段，我姥娘家堂舅王京奎（残疾军人1954年复员）参加八路军独立营，因他无家可归，回家就到姥娘家落脚，也带来战友，后来人员增加，姥娘照样管吃，再捎回干粮去，大伙亲切的叫她娘。姥娘知道武工队员抗战不易，也目睹了日寇罪行，对京奎舅带回来的伤员烧好热炕，细心照料，治伤喂饭，对外称是干儿子，她积极支持亲人打鬼子保家乡。二舅王振奎接送武工队同时参战，父亲姜修福在柳东民兵联防大队送情报、打袭战都是姥娘做后盾。后来表哥王世恩（大舅长子）当选青抗先队长开展工作，也有姥娘支持。我姥娘的娘家是常家庄路氏家族，她的本家侄子路传孝、路传家都是情报员，和我二舅一齐打鬼子除汉奸。

姥娘的家就住在闫家庵村东北角，据1933年出生的表哥回忆，姥娘特地留出二间半房子让武工队住，里一间，前窗户里面堆着麦糠，用秫秸障子把麦糠隔开，后面是满间炕。往前窗户看，只是装麦糠的旧屋，外一间半按着磨，是个普通磨屋，只是后窗的棱子是活动的，已用锯割断，只留几根支撑着，院落没有后墙，只扎秫秸障子，还留着出口，外面是护庄堤，堤外是壕沟，上了壕沟是姜氏祖茔，人称旗杆墓田，往东北是潍河滩，自然成了抗日战士的落脚点、休整处。姥娘很欢迎他们，只要进了家门，姥娘就忙着烧水做饭，缝衣补鞋，战士们休息或者开会，她就拿着手中的活在门外站岗。她发现有的战士由于连续作战身上长满了虱子，她就烧开一大锅水给他们煮衣服清虱子，连夜用烙铁烘干，人手不够就叫来妗子和母亲帮工，保证第二天战士能穿上干衣服。

有天傍晚，日伪军突然来村里抢掠，走到姥娘家正南方向300米处姜言文火烧铺，争着抢火烧吃。表哥发现了敌情跑回家告诉了姥娘，因为京奎舅和武工队员正准备吃饭，姥娘忙揭开锅，把还没有熟透的窝头、菜包子，分给战士们用前衣襟兜着包好，推开活动的窗户，经过层层掩体，跑向河滩脱离了危险。

姥娘勤劳善良、和睦乡里、能说会道、很有主见，邻里争吵、家庭有不顺事，大家都找她说和，她一出面保准化解。最让我感动的是母亲说过，姥娘不畏强势，据理力争，挽回童年京奎舅生命的事。当时京奎舅在邻村地主家放牛，有一天，不慎被牲口踢伤前额，血流满面，躺在地上昏死过去。地主知道他家无人争气，不管不问，还说：“牲口叫我打跑了，孩子也不好养活了，他家来人再说吧。”姥娘听说后和姥爷一起跑到地主家，一进门哭着抱起孩子，大声对地主说：“这是条人命，能和你的牲口一样吗？赶快治伤，孩子有了命咱两家都有福，你听明白了！俺俩就是他的爹娘，千万记住！孩子是在你家出的事！”地主见状忙送京奎舅去医院，才保住了生命，从此他视姥娘为亲娘。长大后，京奎舅参加了武工队，多数干便衣，有时单独执行任务，我二舅振奎和我父亲就接应他，姥娘更是千方百计做掩护，从而走上抗日保家之路。

姥娘家有祖传的纺绳经手艺，能解决一家温饱。加上姥娘为人有德有谋，穷人视她为主心骨，灾荒年，大伙推举她作靠山，向地主家借粮，姥娘也义不容辞，她既出面办理又作担保，双方都相信。姥娘把借到的粮食分给穷人渡过了难关，大家很感激她，更佩服她有胆量，救护武工队员好打敌人保家乡、也痛恨作恶的日伪军，因此一旦敌方有风吹草动，有人争着来报信，有人赶快出面掩护，自然形成了抗日群体，姥娘就是他们的领头人。

然而，形势严峻，敌友难分，也发生过意外，有一次武工队刚到柳东联防队去接头，付希峰病了未走，日伪军就进了姥娘的大门，姥娘不慌不忙，一边叫家人干活别做声，一边挡在屋门口，面对敌人的问话，她说家里人都在这里纺绳子，只有儿子病了……，说来巧，二舅正好进门，就被鬼子抓走了（后来托人用钱买回来），付希峰脱了险。他从此认姥娘做干娘，直到姥娘去世还来上坟。

姥娘用抗日保国爱家之心做了力所能及的平凡事，显示了革命母亲的博大胸怀。

文字来源：昌邑市文化馆

作者：姜丽芳，生于1946年12月，中共党员，柳疃镇原文化站站长。现任柳疃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，镇关工委副主任，龙河诗书社社长。